华通公司的信念和高余先个人的信念是分不开的：他主张创新，时刻满怀激情和希望；拥有企业家的战略眼光；把“人”的理念作为20年传承的文化核心。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把服务精神和质量把控放在第一位。从国家统计局下属的信息中心到华通人，并裂变出华通现代，一路上经历了人情世故的酸甜苦辣、金融危机的风雨飘摇，成就了今天以“WPP最成功合资公司”的形态站在我们面前的华通明略。“如果说这20多年来，公司理念里有一样什么东西从上到下传下来的，形成了这样内部体系，那就是人的精神。”靠这种内生动力打造的华通，比依靠任何形式的收购或扩张，都更具有持续性，也更加坚实有力。
         走进位于西直门西环广场的华通明略办公室，橙绿色的LOGO让人眼前一亮。会客区旁边架着一只充满民族风情的花鼓，墙上则挂着篮球明星的装饰照。高余先的办公室陈设相对简洁，仅有的装饰中最显眼的要数一张巨幅世界地图，我们就坐在这张地图的下面，桌上的水果茶点早已准备周到。高余先本人穿着一件深色短袖衬衫，言行举止温和而亲切，同时又带有厚重的人生经历所赋予的一丝笃定。无论是眼神里的光彩，还是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样子，都仍显得正当年。至于眼角的皱纹，他戏称：“那都是笑出来的”。
         从山区回到城市，从工厂迈进大学
         在开始讲述华通的故事之前，暂且让时光倒回40年。
        当时的高余先正在长白山插队。在那个高寒山区里，放眼望去尽是麦子玉米等旱田作物，没有水稻，当地人也没有尝试过种水稻。后来，高余先当上了生产队长，他脑中有个盘桓已久的念头，就是让大家都能吃上大米。于是他冒着承担责任的风险，从外面请来“技术员”，又引进了种子。技术员在当地一住就是两三年，终于成功种出了水稻。
        30年之后，2002年高余先带着员工去长白山旅游，又重回插队的地方，发现那片水稻还在高纬度严寒中生生不息，旧地重游的他不禁感慨，“人就是要敢于有点新的东西，为生活带来一些愉悦，有时甚至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但人生又何尝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高余先也曾和许多人一样，拥有狂热的马列主义信仰，用他的话说，那是“可以把整个心都掏出去、可以为它去死”的热忱。只不过，当最信任的东西反而欺骗了他的时候，他感到了“不得了的伤心”，但并没有绝望，正如他所说，“关键时刻，转换思路很重要”。他决心转向，用知识充实自己。
        27岁的高余先几经波折回到城市里，进入了正在招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负责厂里精密仪器的机电科希望从刚招来的300多名工人中选两个党员去做学徒，在这些人里有16个党员，而唯独他一个是男的，于是就被找去“谈话”。但是对于高余先来说，当学徒就相当于从头做起，第一年只能拿17块钱的月工资，第二年19块……第五年升到二级工时的工资也才39块，而返城进入第一汽车厂前，他已经是插队所在地公社的社办企业的厂长兼党总支书记，月工资63元！经过和父亲的商议，加上自己的深思熟虑，高余先决定抓住这个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他还考取了名噪一时的长春一汽业余大学，学了3年零8个月的汽车设计。
        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孩子的出生，他和太太两人都错过了考试。那一年的低录取线在给予学校自主权的同时也给走后门带来了很大方便，于是相当一部分高分的优秀学生反而被拒之门外。到了1978年，他的同学都已经放弃希望，不再考了。但是高余先夫妇俩都觉得，一定要试一下！就是这样一试，他们双双考入了大学。而1979年高考新政策一出，他们的同龄人就再也没机会参加高等学校统招考试了。想起当年那些与梦想擦肩而过的老同学，高余先遗憾地说：“假如那时候他们也能变一变思路，人生会完全改观，也不至于到头来后悔一辈子。”
        两年后，大学面向在校的本科生招录研究生。他凭着在学校一年基础课功底和长春一汽业余大学的积累，决定再“试一下”。“当时反正还有股劲儿，没死心”，夜以继日的刻苦学习换来了丰硕成果，顺利考上了人民大学统计专业研究生。“高考的时候报志愿原本没有报统计专业，也不知道统计是干啥的。我报的是贸易经济，当时贸易是很不错的一个专业，因为物资短缺。其实最初本来我报的是吉林工大的汽车系，因为我在一汽业余大学的专业就是汽车设计，但是有一个人对我的一番谈话改变了我想法，他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的哥哥，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他说去学机械，这种专业的人才中国已经有很多了，而目前中国最缺的是管理人才，因此他建议我报考管理有关的专业。他当时讲得比较细，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改报管理专业，也就是那时候的财政、贸易、经济、金融等专业，”用高总自己的话说，“回头再想一下，不白学。”
        经历过重重考验，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那样一个时代大潮里，人的心要是真的消沉下去，就更没希望了。希望还在于不断地去奋斗，不断地找到新的出路。希望不能死掉，绝对不能死掉！人就是始终不把希望浇灭，有一点火种，你就有把它燃起来的机会。”
         步步为营，走出数据服务的市场化之路
         在那个研究生凤毛麟角的年代，毕业后的高余先“被争取”进入了国家统计局工作。改革开放伊始，统计局决定公布部分数据，同时成立对外服务机构。高余先主动提出到新成立的信息中心做数据工作。同事们虽然支持，却有些不理解，他们都觉得，留在局里原来的岗位做数据分析不是更有前途吗？
        高余先个人认为，统计局不能局限于自己收集数据，然后再自己分析数据，而是应该把建立科学的方法、设计合理的指标、用切实的办法确保数据准确作为中心工作。眼光独到的他也看准了外界，特别是随着外商、交流学者的增多，市场对数据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更何况，通过调查实践得来对社会有用的数据信息，这样的工作本身就非常有意义。“能够提供给别人想要的数据，让我们觉得非常‘解渴’，而且，代表政府来给外商提供信息服务，也让我感到很骄傲。”
        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市场调查行业尚未成型，客户服务的概念也十分模糊，甚至连数据收费的标准都尚无定制。高余先意识到，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强、市场需求的增长，信息中心必须直面规范化和市场化的问题。碰巧，当时作为客户的宝洁公司也提出，希望他们成立一家企业，专门对外提供数据服务。
        要知道彼时不同于今日，虽然从政策上来看，办公司是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相对保守的阶段，在他们的观念里，统计局的工作毕竟是铁饭碗，福利也有保障，而一旦去了公司，就只能自求多福。事实上，敢于走这条路的，都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就连局长都怀疑：“你们办公司能活得下去吗？”更不用说下面同事的一片质疑声了。
        对于大家都认为前途堪忧的市场化道路，高余先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他的信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成立公司可以解决信息中心的编制问题。这样一来，再面对外商的时候，不仅避免了信息中心高高在上的机关背景带来的尴尬，而且以企业的身份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也让外商更愿意接受；另一方面，因为政府部门是按级别定待遇，不能完全实现按劳分配，导致在信息中心工作的人往往付出得多，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而公司体制恰恰可以纠正这种不公平，确保长期的服务质量。
        一番利弊权衡，大家都跃跃欲试。身为信息中心副主任，高余先谨慎而果敢的作风也赢得了中心上上下下的信任，两个老主任都对他说，“小高，你年轻，你带头出去干！”
        于是，华通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华通初长成，常怀感恩心
         起初华通因为缺乏资金，在北京，西边到航天桥，南边到木樨地，东边到金融街，都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室落脚地。最后找到月坛小学（现在的西城区少年科学馆所在地），华通出钱，将原来学校南面的围墙推倒，盖起了带有半地下室的平房，再从体育器材仓库里隔出一个单间做总经理办公室。时值盛夏，客户来了，狭小的办公室没有地方坐，大家就在大树底下谈项目。
        虽然条件艰苦，但高余先回忆说，“那是一段工作快乐，玩也快乐的日子。”成立第一年年底，用账面仅有的一点余款和十几个员工去金都假日酒店吃了顿年夜饭。第二年接到项目之后，买下一辆面包车，每个礼拜日载大家出去钓鱼。回来的路上找一家带卡拉OK的小饭店，在里面边吃烧鱼边唱歌。除此之外，公司还经常组队参加足球邀请赛。高余先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太会玩的人，“但看着大家玩就高兴！”他不无自豪地说，成立之初，华通就游遍了京郊各地。这一传统也延续至今。
        90年代初，华通已经办了一两年，但对市场研究的各项技术尚处于好奇和学习的阶段。幸运的是，有宝洁公司“手把手”地教他们客户服务和质量控制等等。“宝洁的人几乎就长在公司，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讲过去的故事，像一家人一样。”直到今天，华通始终对宝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华通的敬业精神和研究技术都是通过客户学来的，双方不离不弃20多年，没有宝洁他们这些客户就没有我们华通。”
        也正是由于宝洁的缘故，质量控制从一开始便成为贯穿华通上下的重要原则。以督导为例，他们大部分都有做访问员的经验，经过严格的训练，而管理人员“身上具备一种事业经理人的特质，会把每件事情当成一个事业去完成，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看成是息息相关的。”也正是因为认可华通的质量控制和服务精神，宝洁等客户不仅把华通当作数据提供商来对待，同时也将其看作值得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跟随华通的代理公司也非常理解和尊重这种对原则的坚守，尽管这样做有时会带给他们额外的压力，他们也会尽全力予以支持。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你能感觉到你所做的工作对客户的企业、对产品的不断完善非常有用，你的工作也因此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高余先也一再强调，“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在员工的努力和客户、代理公司的帮助下，华通才得以完成如此大量的任务，在业内赢得良好声誉。”
         顺应时势，创造最成功合资企业范例
         2006年与WPP合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员工方面的考虑。
        当初触动高余先的一个现象是，许多员工离开公司，去了一些国际大公司，尽管临走前他们都表示对华通很留恋。这让高余先很费解，反思良久之后他悟明白：这就像汽车上的售票员和飞机上空姐，为什么从事着同样性质的工作，收入却相差那么多？最重要一个原因是这两种人“附着的载体”不同。一架飞机价值几何？一辆公共汽车又值多少钱？附着一个价值比较高的物件，身价自然水涨船高，而人们总是会希望自己的价值更高一点。
        他想，既然员工都希望体验大公司的国际化氛围，同时一些国际大公司还主动来寻求合作，何不顺势而为，一举两得！这样一来，不仅是为员工提供更上一层楼的平台，也是给公司创造更大的机遇，让华通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充分整合资源，提升水平。
        那么接下来的困难工作就是寻找最优的合资方。2000年，路透集团已经和华通谈判了一年有余，期间也签下很多协议，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及对待员工和股东理念的不同，谈判因此失败。
        直至遇到WPP集团旗下的Millward Brown（MB）,，我们华通才在保有数据采集部门独立性的前提下同意合资。事后MB所属的WPP集团的一些管理人员都称，这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一次合资，双方不仅优势互补，而且合资后的公司马上进入良性快速的发展轨道。在一次地区的董事会上，许多素未谋面的人都对高余先说：“我知道你，你已经是名人了！”
        高余先在谈合资公司的时候说“我来这个公司有两个目的，第一，这些员工跟我干了那么多年，我要送他们一程。到这个企业走上正轨了，对我就没有约束了，我可以不做了。第二就是我个人也要学习一下国际大公司的管理经验。1966年我读高三大概不到20岁，到2006年我60岁，这么多年我做过很多岗位，插队到农村，在农村我当过生产大队长和书记，当过乡办企业厂长及书记，返城进长春一汽后当过学徒工，后来又在工厂里考进大学，毕业又分配到国家机关，然后又出来开始办企业，就是没去过国际化的大企业。2006年合资的时候，我说我来学习体验现代化管理，就走到这儿来了。”
         企业的核心是人才，品牌的核心在质量
         其实，华通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关键的推动因素，那就是深植于企业核心的“重视人才”的理念。
        2011年11月，华通明略给在公司工作满五年的员工发长期工作奖，拿奖的共计78人。目前，在公司工作10年以上的人有很多，甚至有走出去的员工后来又重回华通。当被问及如何在合资震荡中稳定军心时，高余先笑称自己并没有什么“法宝”，“其实我有何德何能把这些人留下，大家愿意留下的原因就是他们认可华通的价值，也就是对社会的益处，这样的认可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讲，即便这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他们也不会离开，而是会选择暂时舍弃自己的爱好，遵从心中使命感和责任感。”
        他认为企业招聘，一定要找有责任心有激情的人，其他方面譬如学历和经验等，都是次要一些的。有激情的人，才能带领大家干事情，而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抓住成长的机会。
        接着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本来不喜欢市场调查行业的员工在华通一干就是十年，成为部门经理，中途几次要离开，终于还是放不下心。公司奖励她几万块钱，她却在不告诉任何人情况下，把这笔奖金作了部门访问员的队伍建设费。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这种责任心和价值取向是非常难得的！
        同时他也承认，“在这个行业工作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每天应对无数难题和挑战。”离开华通的人很多都去了客户端，他们既是华通的客户，也是好朋友。“华通公司和我本人的性格还是很像的，无论在哪儿，在哪个位置上，都会有一些好朋友。一路走过来，这些朋友都会帮忙。”高余先也相信，独乐了不如众乐乐，看到一起做事的人都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和一个人的成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虽然享受与大家共事的感觉，他还是说，公司现在已经能够离开他独立运转了。“一个家离开了丈夫、孩子、太太谁都不行，但是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离开谁都行。
        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融合东西方的企业文化。
        他说“通常来讲西方企业，非常人性的公司他就不会发展太好，管理上非常霸道的公司，反而可能会发展的好。比如生产流水线，规定的动作是几秒，然后要求员工完成动作才行。 这样也可能是会提高效率，使产品更好。但是要是我个人的企业，或者我们大家的企业，我觉得可以稍微慢一点，让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能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一些，享受生活的乐趣，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外企是靠一种制度来说话，而一个冷冰冰的制度你想调动起来员工激情，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工作效率可能很高，但是他们大家并不愉快。”
        但是公司大了，要靠人的觉悟，难度也变得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企业越大越好，越大越不能靠人性，越大越是要靠制度，而制度是要求统一的，但是这样大家就会很伤心。所以一些职业经理人讲，在大公司干了十几年，太痛苦了，没人情味，就是好的时候啥都可以，但是业绩一变，脸马上就拉下来，你的业绩数字一旦上不去，马上就要走人。
        在他看来，国外体系作为“舶来品”固然有它的优势，譬如品牌、模型、工具、方法、数据库等方面，弊病却是较为死板，工资、职位的变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冷冰冰的数字，没有特例和人情。再加上国内市场调查行业的发展终归带有一些本土特点，比如中国市场上不可信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会越来越相信品牌。如此一来，国际公司的本土化趋势会增强，而对于本土公司，能把中西优势结合好，就意味着更好的未来。
        说起未来的发展空间，高余先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市场调查需求“在范围上将会越来越广，深度上也会越来越深”。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和处理，需要更多与传统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将会改变目前市场格局，展现行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至于在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品牌，华通也有丰富独到的经验。早在多年前，哈佛大学MBA的管理学教材里，华通就作为唯一的中国公司的案例出现。当时曾有人找到高余先，提出借机炒热华通，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公司的品牌提升不光靠广告，在这点上我有信心。”他始终坚信，“只要我们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公司，对得起社会，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品牌是要建立在真实价值之上的！

采访/撰文：刘向清/张翕

原话录音整理：摩瑞市场研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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